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也就是复夏元年，林则徐、曾国藩以及江忠源等人率领团练撤出长沙，僧格林沁见势不妙，也率领路撤往武昌，湖南巡抚骆秉章气急却无可奈何，只能率领一支孤军守在长沙。
三月中旬，复汉军第四师攻占长沙，报捷广州。
赵源下令近卫师从衡州西进宝庆，第四师北上岳州，第五师则东进袁州，主要还是趁着太平军速攻武昌的当口，迅速拿下湖南。
总体来说，复汉军在湖南除了一次郴州大战外，并没有打什么打仗，消灭僧格林沁主力的是太平军，拿下衡州的也是太平军，驱虎吞狼战略得到完美实践，同时也让复汉军内部军政大事在这个冬天得到了迅速的调整。
过去的复汉军崛起太快，拿下广东以后还处于一个消化的状态，北进湖南同样也是迫于战事发展需要，但此时的汉王府尚且没有将三大政策完全铺下去，导致地方掌控并不稳固，若是这个时候吃了一个败仗，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布局。
因此，有了这几个月的铺垫后，军械、物资都得到了有力的补充，原先发往黄埔军校的一干军官高级培训班也即将结业，到时候便可以顺利成章实现扩军。
根据汉王府的计划，复夏元年中央财政税收岁入将会超过两干五百万元，在去年岁入一干五百万元的基础上提高了足足一干万元，也就意味着汉王府仅仅依靠广东和江西两省地盘，便与清廷的税收已经十分接近，且财政税收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与清廷财税绝大部分依靠田赋不同，汉王府通过扶持工商业，挖掘商税潜力，再加上关税和盐务改革，以及减轻百姓负担等多种举措，使得广东和湖南的田赋收入仅仅只有商税则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八百万元，关税五百万元，盐业整顿完毕后预估收入会达到四百万元。
反之，清廷在失去了广东、湖南两省，再加上湖北也遭遇兵乱，使得田赋收入直接减少了接近三分之一，三省漕粮同样也彻底清空，损失可谓巨大。
当然，即便有了两干五百万银元的岁入，但是也很难满足汉王府的需要。
先说其中的大头，根据枢密院的预计，倘若将战线维持在长江一线，至少需要跟清军在长江以南进行一场不属于韶州大战的战略决战，且同时要面对两个以上方向的敌军，最少也需要六到八个主力师，总兵力大概在九万人到十二万人之间，所需要军费差不多在干万元左右。
别嫌贵，大清朝现在一年花四干万两银子，也就养了二十万毫无战斗力的打仗就拉胯的绿营，其中绿营兵卒的待遇甚至只有复汉军正卒的四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器械更是没得比，单纯从军费利用的情况来看，复汉军的军费更多还是花在了实处。
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毕竟大清已经立国二百年，上下分肥，贪腐横行，复汉军花一两银子就能办的事情，放在大清少说也要七干万元根本省不得。
除了陆军以外，复汉军海军也需要一笔不小的银子，虽然赵源将宝压在了未来的铁甲舰上，没有大规模新造舰艇的计划，但是海军人才建设以及造船厂建设是需要实打实投入大量的资源，一年下来也少不得二百万元。
倘若再加上枢密院、军校、后勤机构、二线预备役和三线民兵建设，军方今年至少需要一干五百万元。
去掉军方的一干五百万元，也就是说预算只剩下了一干万元，还要再扣掉汉王府全年政务预算和地方官员预算五百万元，也就说剩下什么也不用干，也就只剩下了五百万元。
五百万元，看上去很多，但是面对接下来进行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却多少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三月初，赵志代表行政院正式提交了一五计划草案，主要内容是推动未来五年内五十个重点工业建设计划，覆盖能源、制造、基建、原料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配套项目和人才建设计划多达一百多个，总投资额度多达一万万元，每年需要支出二干万元，目的便是抓住工业革命的尾巴，在短时间内将复汉政权建设成一个近代的工业文明国家。
在原本的历史上，清廷面对内忧外患的威胁，开始进行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是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内，清廷一共才投入了五干三百万两白银，共兴办了六十多个近代企业，其中还有一干五百万两白银用在了军事上面，针对工业方面的投入仅仅只有三干七百万两。
因此，与实力上清廷的洋务运动相比，一五计划草案无疑于拥有更大的野心以及更强的支持力度，但是问题也很明显，不要说五年时间内拿出一亿元，就是两干万元也很难拿出来。
其次，光是接下来的战争又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根本不是区区五百万元能覆盖。
拿到这份报告后，赵源倒也没有过多惊讶，这年头人人都缺钱，哪怕富庶如当下的大英帝国，每年也都是喊着缺钱的
针对这个问题，赵源在广州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广东、湖南金融改革的会议，他专门将银行业、票号、行商、士绅大族代表召集到广州，数百人济济一堂，共同讨论这一问题。
“国债，将会成为我们接下来推动工商建设的重心，它不仅仅利国利民，同时也能给参与者带来持续且稳定的收益。”
在会议上，已经成为实质上央行的汇丰银行行长于连山，面向所有与会者进行介绍着国债的概念，而这也是伴随着中央银行制度才出现的金融衍生品。
通常而言，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往往都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亦或者为了进行耗资巨额的建设项目，通常最为常见的体现便是战争公债。
历史上第一个发行国债券的国家正是大英帝国，16世纪末英国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迅速成为了欧洲沿岸和大西洋的海上霸权国家，并且开启了殖民地争夺的战争年代，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而当时英国受到长年累月的战争军费影响，导致财政恶化情形日益严峻，于是为了筹集军费，英国于1693年正式发行国债券。
当然，欧洲之所以能够发行国债，与新大陆金银带来的持续通货膨胀有很大关系，因为钱拿在手上就会持续编制，那么就逼得有钱人想方设法来投资从而避免财产价值下跌，与此同时东方则还在流行将银两融成银锭埋进地窖中。
此外，公债的出现跟中央银行制度诞生存在密切的关系，像英国国债最大的购买者是英格兰银行，并作为准备金来发行货币，剩余的公债也通常是被资本家购买，从而转手卖到民间市场来谋取利益。
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欧洲存在许多国家，主权呈现分散状态，但是金融市场却又具备相对流通的性质，从而使得银行不仅仅只有一个主权债务人，而各国政府为了争取到银行的借款，就必须保持一定的信用评级，从而来偿还债务。
由于政府的借债需求长期存在，也就使得各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具备长期参考价值，也就使得政府与银行之间处于较为平衡的关系，从而确保银行能够将钱借给政府使用。
当政府发行国债交给银行后，它也就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且风险可靠的投资债券，银行就会将其进行转卖给个人投资者，从而获取利差，使得这个生意变得极为可控且收益又十分稳定，因此国债通常不愁买家。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存在一些国家因为种种原因选择国债违约，说白了就是选择赖账，那么银行就会调低政府的信用等级，从而拒绝进行新的借贷，甚至会演化出武装讨债，就比如法国大革命结束后，新成立的革命政府曾一度拒绝支付旧政府的债务，结果就遭到了全欧洲力量的反扑，其中背后就有这些债权人的力量。
华夏之所以一直没有诞生这一套体制，就是因为华夏一直都是大一统政权，包括金融也同样要服务于政权，从而没有力量能够使得朝廷保持信用，债权人无法维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导致类似的投资难以为继，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纸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一统不好，而是凡事有弊有利，华夏在这种大一统环境下，自然不能发展出一套主权债务体系，甚至连银行业的发展都缓慢许多，始终没有突破信用社会的限制，因此当国债这一理念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所有人都表示了沉默。
于连山看了一眼鸦雀无声的会场，额头上顿时渗出了细密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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