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遭遇了激烈的汇率风暴，对亚洲金融市场的毁灭性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迫切需要汇率市场的稳定，以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在缺乏亚洲联合的汇率机制的情况下，各国普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来充当最后的救助人。不过，在经历了1997 年的金融风暴洗礼之后，大家对if的“救援”本质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在欧美主导下的if救援机制，与其说是在救火，不如说是在打劫。
痛定思痛之后，亚洲各国纷纷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f。当然，完全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倡议立刻遭到了if和美国财政部的反对。不过，目前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储备基金都已经建立，af的建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凸显了a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af目前的定位是一个汇率稳定基金，但并不包含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长远规划。这是af难以获得亚洲各国高度重视的原因之一，它仅仅是个救急的t具，而不是未来货币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如果要建立亚洲共同市场，那么亚洲最终的单一货币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稳定汇率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以构建亚元的思路看，af的长期目标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就是建立类似欧洲“蛇形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aer，asian exge rate is，主要目的就是将各国汇率稳定在一个机制的框架之内。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储备基金。实际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清迈倡议中，就已经提议亚洲由各国外汇储备中拿出1200亿美元，作为紧急援助资金来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稳定汇率。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出资均占到了储备库总额的32，韩国占16，东盟国家占20。东盟内部各国的出资金额也各有不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均为47。7亿美元，菲律宾为26。4亿美元。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五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使用相当于本国出资2。5倍的资金来渡过难关。但在200，当该区域的部分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储备基金计划难以实施。
2011年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再度冲击亚洲的金融体系，亚洲汇率机制应该加速筹建。不过，亚洲各国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进程的快慢，如果各国能够取得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战略一致，那么在5年之内建成亚洲汇率机制是有可能的。
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稳定亚洲各国的汇率波动，只有区内货币的相对稳定，才能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并且为最终实现统一的亚洲共同市场奠定基础。它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各国之间货币相对浮动的最大限度，当任何一对货币的汇率浮动超过了这一限度时，跌破下限的国家都有义务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以恢复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在最极端的困境中，af的外汇储备基金将启动紧急救援。这种救援相当于一种外汇贷款，当受援国摆脱危机后，它有义务偿还救援贷款。
af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建成亚洲货币体系as，asian oary syste。这首先取决于亚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亚洲共同市场的推进情况。当亚洲各国在关税、补贴、农业、资本与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达成共识后，统一的亚洲货币单位acu，asian currenit将作为区内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acu也是由“一篮子”亚洲货币所组成，这些货币占据与其经济与贸易地位相当的权重，共同形成亚洲货币价值的基准，每5年调整一次，以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
当acu诞生后，亚洲汇率机制将由任意一对货币之间最大浮动限度的机制，调整为各国货币相对于acu的浮动，这样将由外汇储备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以便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acu将承担起亚洲货币价值之锚的历史重任，更是未来亚元诞生的基础。
af第三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固定各国货币与acu之间的汇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准备期，当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允许时，将acu作为亚元的货币基准，条件成熟的国家可率先实现本国货币与亚元的兑换，af将脱胎换骨为亚洲中央银行。
af从建立之初就应该有推动亚元和建立亚洲中央银行的长远考虑，如果仅仅作为外汇救助基金和if的辅助角色，这样的定位显然太低。af应该发挥推动亚洲政治联盟和经济整合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被推动”的机构。这要求af应该成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财政部、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媒体和民众之间最活跃、最有效、最积极的沟通者。
另外，亚元的推进应该汲取欧元的教训，宁缓勿急。中、日、韩可率先建立起汇率稳定机制，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旗鼓相当，韩国也不弱，这三家联盟不会产生谁救谁的争执与扯皮，避免德国在推进欧洲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外汇储备会被法国和其他国家“揩油”的顾虑。实际上，欧洲汇率机制的推进速度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德国的这种顾虑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中日韩三国之间一旦达成政治共识，在操作细节上又有欧元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亚洲汇率同盟的推进速度应该大大超过欧洲。
当中日韩的汇率同盟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陆续向东盟10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渐次开放。这些国家加入汇率同盟基本都是奔着好处来的：一是希望一旦本国货币遭遇不测，汇率机制能够帮上大忙；二是向往进入，个更大的亚洲共同市场。此时，需要设置一定的达标门槛。
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启动汇率联盟的初期，这种难度并不是操作细节所带来的麻烦，甚至也不是中日韩的政治意愿，而是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和敢不敢顶住这种压力，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亚洲货币联盟成败的最大疑问，也是亚洲命运的最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