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称为30年“中国奇迹”的原点，其实是一个严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业化基础。
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中国快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但随后的20年却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动荡中停滞不前。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调的痼疾，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被美国“经济流放”、与苏联交恶之后的中国工业化，丧失了获得廉价快速的技术扩散的渠道。仅靠中国短短30年的自身技术积累，在封闭的环境中，无论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和勤奋，也不可能赶上西方200年的工业化沉淀。这种沉淀，不仅仅体现在工业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生产组织、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整个工业体系，以及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科研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健保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重要的还有农业基础。缺乏综合体系的保证，单枪匹马搞工业化，就如同大炼钢铁，不顾协调其他行业一样，不仅后劲不足，而且后患无穷。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业本身，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背后所需要的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撞上高墙”之后，只得回头再补课。
改革开放之初，制约工业化最大的瓶颈就是农业。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还必须提供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这两座大山压在农业的身上，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积累比例达到25以上，农业经济将被窒息，工业化也会瘫痪。而从1970年以后的整整io年里，积累率年年超过30，到年再次上马“洋跃进”时，积累率竟然达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
所谓积累，就是前面讲过的猎人的故事里，为了制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资源，如果这一比例太高，储蓄不足将迫使猎人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而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1957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而且过度投资，也造成了农村因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严重压抑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繁荣。再加上扭曲的价格制度，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获得合理的消费品补偿，大大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1979年，为了扭转长期对农业的欠债，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种农产
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对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进行提价。此后6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乎年年上涨，农民收入获得了历史性的提高。同时，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正式启动，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农产品的销售自主权。“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农民的生产热情获得了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农民纯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农村消费能力，强烈地刺激着轻工业的繁荣，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短缺经济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9年终于受到遏制。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农民代表着中国炮，就是让农民直接获得利益，在农业增长的刺激下，轻工业开始获得发展动力，农村与城市同步繁荣，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改革，赢得了民心的真诚拥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重工业“投资饥渴症”的痼疾再现，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5年则达到39。3，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膨胀更为猛烈。在产销两旺的兴奋中，工业企业的工资奖金开始滥发，银行信贷逐渐失控，1964，奖金增长了1倍由于政策上对农业过去长期亏欠的补偿，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累与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财政赤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赤字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2。53倍这直接导致了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反通胀，还是放开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货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放开物价，这就好比对已经被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吓成惊弓之鸟的老百姓，吹响了挤提银行存款、疯狂抢购商品的“集结号”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真实生产力的死敌。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契约当人们付出诚实的劳动时，拿到的是货币这一社会公认人的财富契约，人们相信未来当他们需要时，可以拿着这张契约去兑换相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相信市场上那些从未谋而的“交易对手”不会违约，货币这一财富的契约，将千千万万的市场参与者，紧紧维系在“互不相识，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内。稳定的货币，使全社会交易成本下降，促进社会分工。激发财富创造。破坏货币的价值，就是在破坏财富契约的诚信，无异于瓦解整个社会相互信任的基础货币贬值最终将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打击财富的创造。
通货膨胀，使货币蜕变为欺诈的工具，财富的契约，变成了赖账的凭证。在市场中玩欺诈的手段，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诈，诚信之风将荡然无存，投机取巧会大行其道，长远的规划被短期行为取代，谨慎储蓄被无节制的透支所替换。社会普遍的浮躁之风，正是通货膨胀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任何公平与诚实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都应该是零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样的借口来主张通货膨胀，他们都是诚实货币的破坏者，都是货币道德底线的践踏者。
在这一点上，德国中央银行反通胀的“顽固与执拗”，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堪称各国的楷模。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通胀，这是因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提高，但这决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从前不要钱的东西进入市场，它在产生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商品供应，这种匹配的货币化进程，不应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价格。货币超发的现象，主要源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和金融资产膨胀的货币化。
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根源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在于低效率、高浪费和重复建设的老毛病。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每当追求高速发展时，经济的协调性必会出毛病，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而降低增长欲望时，经济发展反而会更健康更快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定者的认知极限。经济过热和紧急冷却的不断“折腾”，反复说明了旧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命会自寻出路” ife fds a ay。就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陷入沼泽，不得不艰难跋涉之时，在中国经济雷达的屏幕上，一个从来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开始悄然闪烁着日渐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