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
弗里德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半个月后，以上海、天津为龙头，全国物价开始猛涨。11月的物价，比7月底已经涨了2倍人民还没伸直腰，就被通货膨胀压弯了。
这种局面，已在陈云的预料之中。一方面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军费。另一方面，在银元之战中被陈云铁腕打压的投机商不甘心失败，把赌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共产党能够没收银元，难道还能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如果老百姓买不到粮食，一定会找共产党闹事，到时候共产党只有乖乖地到投机商那里来买粮食和棉布。
他们哪里知道，陈云早就摸清稳定物价的关键，那就是政府掌握主要物资的数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对付投机商的策略是，一方面和投机商比囤积物资，一方面在他们的资金来源上进行釜底抽薪，这就是紧缩银根
投机商犯了胡雪岩当年的致命错误，囤积方叫板政府，但如果不掌握货币发行大权，那就是在找死
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的大规模调运，并进行集中管理。陈云派当年苏区国家银行的骨干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他亲自嘱咐曹菊如坐镇沈阳，每天发一车皮粮食到北京，并在天坛囤放，而且必须让粮贩子看到粮囤每天都在增加，国家手里真有粮食，涨价得不偿失。他又指示当年苏区的贸易局长钱之光到上海、西安和广州等地调整各地的纱布存量，以便统一行动。
同时又采取多种办法收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另外命令资本家按时给工人发工资，不许停产把资金转移到投机活动中。还要求国家单位必须把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不许存入私人行庄。对私人行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还推出“折实储蓄”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这样社会的游资渐渐被吸干了，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继续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买入粮食和纱布。
截止到11月13日，国家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
这时，陈云认为稳定物价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连下12道金牌，制定了紧盯物价目标，集中物资，打击投机商的细则，为大战做最后的部署。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货。投机商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物资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政府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水平上，国家手里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政府集中力量对投机商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11月25日，同时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开始了全面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
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投机商手里的资金几下就被抽干了。这时投机商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割肉”抛售手中高价囤积的纱布。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厉害，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商扛不住了，纷纷破产，天津的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上海的私营批发商一下子倒闭了几十家，棉布投机商一共亏了250多亿元。
三个月后，陈云采用同样的战术，在粮食大战中，对负隅顽抗的投机商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此投机势力土崩瓦解了，在后来的50年中再也没能形成气候，直到2010年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
从此，物价逐步走向平稳，在中国大地横行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
上海的投机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哀叹道：“共产党真有能人，我们斗不过商务印书馆的那个小个子指陈云”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他们输给了一个比他们更能精打细算，更能玩转市场的上海同乡。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把上海工商业者完全镇住了。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粮棉之战又完全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这场粮棉之战中，政府不仅能够主动应对，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了预定目标。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在预计的水平上。蒋介石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平息的物价，被陈云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精确计算和严格执行，一举实现了。
著名金融家、当时担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5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可见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见陈云是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毛泽东认为这场物价保卫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下于淮海战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时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 毛泽东听后回答：“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称是。16
从陈云指挥整个粮棉之战来看，他兼具天才经济学家看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和超级交易员对细节和市场时机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完美结合。
难怪曾有人说，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同陈云、薛暮桥、南汉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实际操刀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场，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计划调控。而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要是有陈云、薛暮桥、南汉宸这样的老将在，还会有今天中国高房价难以控制的问题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