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根到老布什，整个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负债扩张的基础之上。资产膨胀带来了债务膨胀，而偿还债务的资金最终还是源于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无法再提供足够的现金流，而外国储蓄借入也面临干洞之时，资产泡沫的破裂将凸显出原先被繁荣所掩盖的丑陋负债。经济衰退就成为难以逃避的宿命。
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储蓄来源被切断了。德国正忙着国家统一，国内资金被调入东德地区恢复经济，无力再输出更多的储蓄。这对严重依赖外国储蓄的美债帝国，可谓是祸不单行。
美国公司的负债膨胀速度，大幅超过了设备和工厂等有形资产的增长，导致公司净资产从年仅占74。3，有形资产所能创造的利润，已经无法支撑巨额债务。当资产泡沫破裂后，公司债务本息偿还的压力翻了一倍。公司倒闭和违约的比例较0年间增加了2。5倍2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市场，陷入失去流动性的严冬。商业地产惨不忍睹，普通房地产一片哀鸿，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证券市场险遭灭顶之灾。过度透支的消费者被迫紧缩开支，加速偿还债务。房地产缩水、消费贷款拖延、公司债务违约，导致银行体系险象环生，近14的银行已处在弥留之际，它们控制下的75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令美联储夜夜惊魂。更为致命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到了令世界瞠目的4000亿美元，占到gnp的6。5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工业国，变成了在世界市场上逐步丧失竞争力的“经济病人”；一个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了没有外国储蓄输血就难以生活自理的“经济瘫痪”；一个曾经让99的普通人通过勤奋工作就有富裕生活希望的中产阶级天堂，变成了只有1靠投机冒险巧取豪夺的金融家才拥有特权的乐园。
这就是美债帝国自80年代转型为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所留下的全部遗产
格林斯潘面对的正是战后首次出现的债务内爆型经济衰退，这仅是此类危机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起2008年远为深重的债务危机，不知道要简单多少倍毕竟此对美国的总负债规模只占gdp的1929年的300，和2008年的350要小得多。
降低负债，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重新轻装上阵，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1990 1991年的衰退，比战后其他衰退来得更复杂，恢复期更漫长。1990年的房地产价格，直到10年后才逐渐恢复。整个经济景气，直到90年代中才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而这次经济繁荣的动力，就是令人充满遐想的信息革命时代。
人类的科技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积累，当分散的各个领域的技术突破逐渐向共同的焦点汇集时，将会突如其来地形成巨大的生产力爆发。信息技术的爆炸同样如此。二战之后半导体的出现，拉开了信息革命的帷幕。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将计算机推向了信息革命的络、卫星、光纤、激光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在通信领域形成了汇聚效应，并奠定了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当1995年第一个图形浏览器“网景”出现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这一进程非常类似于战后石油化工对工业化所产生的重大推动，石油与化学工业分别在不同的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当成千上万的技术突破在中东发现廉价石油的汇聚效应之下，立刻引发了石油化工产业的爆发，从根本上突破了工业能源与原材料的瓶颈，带来了欧美日战后经济20年的持续繁荣。
从美国100多年的生产率数据上，可以明显发现这两次重大技术革命对经济产出的巨大影响。1 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 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94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995 2000年，生产率增长了为2。4。三次生产力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无论是石油化工，还是信息技术，都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石油化工所创造出的各种新材料，改变了人类所能触摸到的几乎一切物质，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则提供了人脑所能感知到的近乎无限的体验。两者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突破了原有的供应瓶颈，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渗透到传统领域的各个角落，创造出社会普遍接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当它们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设备或服务时将极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生产效率，当它们形成新的产业时，又都以超高的速度增长。它们牵动着经济各个层面的神经，它们汇集起众多科技领域的发明，它们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形成了永久而不可逆转的影响。
不过，石油化工对世界繁荣的持续推动力延续了整整20年，而信息技术为经济增长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似乎只维持了短短的5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了两者形成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呢
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战后经济繁荣的20年中，世界经济在布
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着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货币内在的价值，各国经济发展
的原动力，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国内储蓄之上，投资和消费相对平衡。无国界的庞大资本所形成的“金融异度空间”规模尚小，投机资本实力未成气候。投资是踏踏实实地促进着发明创造、改进技术、节约原料、降低能耗的努力，经济繁荣建立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之上。这种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创造出巨大而真实的社会财富。在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下，穷人与富人，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社会均衡的生产与消费，使得经济繁荣能够长期维持。石油化工业的20年扩张，对工业经济繁荣所产生的持续推动作用，正是得益于此。
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率先进行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投资推动的健康发展模式，被债务驱动的脆弱增长模式所替代。美元的长期超发，在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异度空间”，在这个空问里生长出一批贪婪而巨大的金融怪兽，它们具有超级饥饿的逐利胃口，实体经济的正常回报，根本难以满足它们快速自我膨胀的贪欲。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它们打破了产业正常的生长周期，它们用“金融激素”催生尚未成熟的技术果实，它们不顾行业协调增长的经济逻辑，它们赚钱的要诀就是一切都要快、再快、更快。
信息技术的不幸，就是在远不成熟的阶段，遭遇到了资本疯狂的过度投资，在信息技术仍在逐步向其他行业渗透，尚未形成可观效益的时候，就在自身产业链中形成了无法产生足够回报的严重过剩。过度投资形成了不可挽回的储蓄浪费，泡沫破裂的贻害覆盖了信息革命的光辉。拔苗助长的恶果，将信息时代的良好前景推后了不止10年。
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之后，美债帝国又祭出了更大的房地产泡沫，一个远比1990 1991年债务泡沫大得多的金融危机，又将信息革命的复苏推向了更遥远的将来。
经济终究要发展，技术革命还将星火燎原。不过，在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之下，下一个繁荣也将是短命的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