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葬礼结束后的不久，母亲便开始做梦。梦里的父亲依然保持着离世前半身偏瘫的模样，歪着身子，坐在一条河对岸，微笑着、安静地看着她。
这个没有情节、平静的梦，母亲却不愿意仅仅解释成父亲对她的惦念，她意外地笃定，“你父亲需要帮忙。”
“如果他确实已经还够了在这世上欠下的债，梦里的他应该是恢复到他人生最美好时候的模样，然后他托梦给某个亲人一次，就会完全消失到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
“所有人都是生来赎罪，还完才能撒身。”“上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这是母亲笃定的。
于是母亲决定，要帮帮父亲。
我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年少时的母亲，是个不相信鬼神的硬骨头。虽然作为一个神婆的女儿，母亲应该一开始就是个对信仰笃定的人。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那是个格外强调政治理念的时代，政治标语贴满了祠堂寺庙，不过，外婆和阿太依然在自己家里天天燃上敬神的烟火。让母亲在这个家庭中坚定理性主义的，其实和那一切政治教育无关，她只是因为饥饿，她不相信真正慈爱的神灵会撒手不帮她无助的家人。
母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这些孩子是政府鼓励生育时期一一落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除此之外，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有半身偏瘫在家里伺候神明的外婆。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母亲最终习得的办法是强悍。在以贤惠为标准要求女性的闽南，母亲成了住家附近，第一个爬树摘果子的女孩。树上的果子当然无法补贴一家人每日的运转，母亲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抓螃蟹和网虾的好手，这一切其实只有这么一个秘诀强悍。起得比所有人早即使冬天，四五点就把脚扎进沼泽地；去到所有人不敢去的地方岛礁附近肯定盛产贝类，大多数人担心船触礁或者有乱流不敢去年少的母亲因此差点死过一回。
和世界上很多道理一样，最危险的地方看上去都有最丰厚的回报。傍晚的暗礁总能聚拢大量的鱼，只是潮水来得快且凶，浩浩荡荡而来，水波像一团又一团的拥抱把岛礁抱住，如果没能在这拥抱到来前逃离，就会被回旋的水流裹住，吞噬在一点点攀爬的海平面里。
那个傍晚，对食物的贪恋让母亲来不及逃脱，水波一圈圈拥抱而来，站在岛礁上的母亲被海平面一点点地吞噬。不远处有小船目睹这一幕，试图拯救，但那小船哆嗦着不敢靠近，船上的人只能在水流另一面惊恐地呼叫。
事情的最后解决是，母亲依然顽固地背着下午的所获，一口气扎入水流里，像负气的小孩一样，毫无策略地和缠在自己身上的水线愤怒地撕扯。或许是母亲毫无章法的气急败坏，让水鬼也觉得厌弃，母亲被回旋的水流意外推出这海上迷宫，而且下午的所得也还在。
据母亲说，她被拉上船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只是，她从此不愿意下海。“我记得那种被困住的滋味。”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象母亲穿过乱流的样子，或许像撒泼的小孩子一般咬牙切齿，或许脸上还有种不畏惧天地的少年狂气但也正因为对生活的乱流，丝毫不懂也因此丝毫不惧，才有可能靠着一点生命的真气，混乱挣扎开一个方向，任性地摆脱了一个可能的命运。
母亲告诉我，从小到大，外婆总对她叹气：“没有个女人的样子，以后怎么养儿抚女、相夫教子。”
如果神灵要亲近某人，必然要发现某人的需求，然后赐予她。人最怕的是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母亲后来说的。
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母亲和这里的女性一样，在二十不到就被逼着到处相亲。其实未来的生活和那远远看到的未来夫君的面目，于她们都是模糊的。然而她们早早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生活的标准答案：第一步是结婚；第二步一定要生出个儿子，让自己和夫君的名字，得以载入族谱，并且在族谱上延续；第三步是攒足够的钱，养活孩子；第四步是攒足够的钱，给女儿当嫁妆嫁妆必须多到保证自己的女儿在对方家里受到尊重；第五步是攒足够的钱，为儿子办酒席和当聘金；第六步是一定要等到至少一个孙子的出生，让儿子的名字后面还有名字；第七步是帮着抚养孙子长大然后他们的人生使命完成了，此时就应该接过上一辈的责任，作为口口相传的各种习俗的监督者和实施者，直到上天和祖宗觉得她的任务完成了，便把她召唤走。
她们的生活从一出生就注定满满当当，而且哪一步拖累了，都会影响到最终那个“美好的结局”。只是出于对父母催逼的厌烦，母亲躲在角落，偷偷看了父亲一眼，随意点了点头。这个点头，让她马上被推入这样的生活链条中。
在她迎来第一个关卡时，生的是女儿，内外亲戚不动声色地，通过祝福或者展望的方式委婉表示，第二个必须是儿子，“必须”。倒不只是外人的压力，母亲渴望有个儿子来继承她身上倔强的另一些东西。
母亲硬是不动声色了大半年，然而临盆前一个月，压力最终把她压垮了。她痛哭流涕地跑到主管生育男女的夫人妈庙许诺，如果让她如愿有了儿子，她将一辈子坚信神灵。
最终她有了我。
母亲描述过那次许愿过程。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闽南的神庙都是混杂而居的。往往是一座大庙里，供着各路神仙，佛教的西方三圣，道教的关帝爷、土地爷、妈祖等等。
她一开始不懂得应该求谁、如何求，只是进了庙里胡乱地拜。路过的长辈看不过去指点，说，什么神灵是管什么的，而且床有床神，灶有灶神，地里有土地公，每个区有一个地方的父母神“每一种困难，都有神灵可以和你分担、商量。”母亲就此愿意相信有神灵了，“发觉了世界上有我一个人承担不了的东西，才觉得有神灵真挺好的。”
我不确定，家乡的其他人，是否如母亲一样，和神灵是这样的相处方式。从我有记忆开始，老家的各种庙宇，像是母亲某个亲戚的家里。有事没事，母亲就到这些亲戚家串门。
她常常拿着圣杯由两块木片削成，一面削成椭圆形，一面削平，把两块木片掷到地上，反弹出的不同的组合，表示神明的赞同、否定与不置可否，和神明抱怨最近遇到的事情，窃窃私语着可能的解决办法，遇到激动处，对着神龛上不动声色的神灵哭诉几下，转过头又已然安静地朝我微笑。
我还看过她向神灵撒娇。几次她询问神灵的问题，显然从圣杯里得不到想要的肯定，就在那顽固地坚持着，直到神明依了她的意愿，才灿烂地朝高高在上的神像说了声谢谢。
我不理解母亲在那些庙宇里度过多少艰难的事情，在我的这段记忆中，只是那浑厚的沉香，慵慵懒懒地攀爬，而圣杯和地板磕碰出的清脆声响，则在其中圆润地滚动。
事实上也因为母亲，我突然有了个神明干爹，那时我三四岁。因为怀胎的时候，家里境况并不是很好，最终我落地以后，总是隔三差五地生病。我听说，是母亲又用圣杯和古寨里的关帝爷好说歹说了半天，最终，每年的春节，母亲带着我提着猪手上关帝庙祭拜，而关帝庙的庙公给我一些香灰和符纸，当作对我这一年的庇佑。
我是不太理解，这个神通的干爹能赐予我如何的保护，但我从此把一些寺庙当作亲人的所在，而关帝庙里出的用以让人占卜的签诗集，则成了我认定的这个神明干爹的教诲。这些签诗集，其实是用古诗词格律写的一个个寓言故事，我总喜欢在睡觉前阅读，关帝爷从此成了一个会给我讲床头故事的干爹。
这个干爹，按照老家的习俗只能认到十六岁，十六岁过后的我，按理说已经和他解除了契父子的关系，但我却落下了习惯，每年一定至少去祭拜一次，任何事闹心了，跑到关帝庙里来，用圣杯和他聊一个下午的天。
父亲偏瘫的时候，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地跑到这些庙宇，一个个责问过去，为什么自己的夫君要有这样的命运。
说到底，母亲和神灵的交谈，从来是自问自答，再让圣杯的组合回答是或者不是。母亲提供理解这些问题的可能性，“神灵”帮她随机选了其中一种。
母亲最终得到的答案是，那是你夫君的命数，但你是帮他度过的人。
我知道，那其实是母亲自己想要的答案。她骨子里头还藏着那个穿过乱流的莽撞女孩。
不顾医生“估计没法康复”的提醒。母亲任性地鼓励父亲，并和他制定三年的康复计划。三年后的结果当然落空，事实上，父亲因为身体的越发臃肿，行动越来越不便。
母亲坚持着每年带我去到各个寺庙任性地投掷圣杯，强硬地讨要到神明对父亲康复的“预言”，然后再一年年来责问，为什么没有兑现。
一年又一年，父亲那睡去的左半身，越发没有生机，但身材越发臃肿，而且似乎越来越肥硕。到了第四年的时候，每次摔倒，母亲一个人都无法把他扶起来。
母亲几次气急败坏地到寺庙来讨要说法。一次又一次，终于到那一年年底，她还是带着我到一座座寺庙祭拜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