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慕仪知道父亲为什么喜欢路鸣，因为他们两人的性格和为人太相像了。
他们同样讨厌党派斗争，都以做一个无党派人士为荣。
只不过路鸣信仰的是平等、自由、民主三原则，而父亲盛有德是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
盛慕仪听父亲说过，路鸣曾经向他求助，从海关放走了一艘军火船，但那只是为了帮助漕帮，是看在袁明珠的面子上，可不是为了帮助共产党。
她当然不知道路鸣走得更远，放走那一艘军火船不过是他迈出的第一步，他已经跑得很远了，跟盛慕仪相比一点也不落后。
他现在正在掩护共产党在上海最重要的谍报员，而且雇佣这位谍报员为自己发报，给了他合法的身份和生活无忧的物质待遇。
这件事不仅她不知道，就连老郭也不知道，老郭只知道上海有一部跟总部保持联系的秘密电台，却不知道电台藏在哪里，掌握在谁的手里。
老郭向慕仪提出能否把路鸣拉过来，只是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说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不妥。
经验告诉他，这种事情万万不可急于求成，一定要等到瓜熟蒂落。
他还不知道董先生已经接到总部下达的禁令：暂缓发展路鸣。
他和路鸣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向组织上反映过想要发展路鸣的想法，所以董先生也没有向他传达上级的禁令。
时间上的落差，都是因为斗争形势紧张，上海地下党内部信息流动缓慢造成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老郭替盛慕仪倒了一杯水，严肃地说道：“今天我们要完成一项工作，我代表组织向你传达地下党的保密工作条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
盛慕仪静静地听着，记住了其中的要点。
老郭接着又问盛慕仪，对今天送来的情报是怎么看的，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盛慕仪就把自己对局势的分析，特别是日本即将攻击上海的目的，向老郭复述了一遍。
老郭的钢笔在纸上飞速记录着，他使用的也是速记法。
尽管都是速记，但是每个速记员都有自己独特的速记法，所以一个速记员的速记笔记，另一个速记员未必能全部认出来，说起来也有点密码的味道。
不过速记只是为了尽快记录，并不是为了加密，这是两个领域。
盛慕仪说完后，老郭也记录得差不多了，他起身看了看藏在衣服深处的怀表道：“你必须马上离开，停留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有暴露的危险。”
盛慕仪有些怏怏的起身，她真想像在香港那样，跟老郭还有宋真阳畅谈革命理想，共同研究马列理论，那时候虽然是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却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快乐时光。
可以说老郭和宋真阳这两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点燃了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盏明灯，先前许多朦朦胧胧的想法，在那一刻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实实在在的人生之路。
尽管这两人的理论水平可能还没有她高，读的书也没有她多，但是这两人是革命的践行者，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的每句话每个想法，都和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实践出真知。
盛慕仪尽管百般不情愿，但还是得走了，她知道这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敌人环伺、环境险恶的上海，更何况，她也不得不为了老郭的安全着想。
老郭告诫盛慕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保护好自己。
老郭再三强调，接头的事近期就不要再考虑了，不过还是跟她约定了下次紧急碰面的暗号和地点。
盛慕仪闭起眼睛，将老郭的话在心里默念了几遍，然后起身从后门走了出去，直接上了黄包车，不一会儿，黄包车动了起来。
不过这次拉黄包车的不是老郭，而是她进屋时看到的那个人，那个伪装成测字、代人写家信的先生，这里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隐秘据点。
黄包车拉着她回到了另一条弄堂的餐馆前停下，盛慕仪走下车，那个车夫拉着车飞快地消失了，全程中没有和她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盛慕仪这才意识到地下党组织纪律的严格，这是在严酷的环境里锻炼出来的本能，稍有大意就有可能遭遇不测。
盛慕仪穿过弄堂走回百货大楼的停车场，然后进到自己车里，去掉易容，换上自己出来时穿的衣服，开车回到了盛氏企业。
老郭没有马上离开，他开始在纸上把速记誊写成正式文稿，写完后他仔细阅读了一遍，不由紧锁起眉头。
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内容太多，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电报发给总部。
如果不通过电台发送，靠人力传送的话，自然有被敌人拦截的危险，还有就是时效的问题，这可是紧急情报。
对于不受时间限制的情报，一般都采用人员传递的方式，如同接力棒一样，一棒传给一棒，最后传送到总部首长那里。
但是遇到时效性非常强的情报，刻不容缓，分秒必争，就必须通过电台发送。
老郭烧掉了速记文稿，把誊写出来文稿放进一个小木盒，藏在衣服夹层里，走了出去，这时候那辆黄包车已经回来了。
老郭坐到车里，说了一声：“去邮政大楼。”
黄包车马上拉着他去往邮政大楼。
他们在邮政大楼租用了几个信箱，还在上海码头海关大楼的大厅里租用了一个储物箱，作为存放和收取情报的投递点。
这些投递点事先都做了编号，投递和收取的双方手里都有信箱和储物箱的钥匙，只要告诉对方投递点的编号，就完成了情报投送任务。
老郭坐在车里，心里却很紧张。
作为一个情报员，最危险的就是把重要情报带在身上的时刻，那就如同怀揣着一个定时炸弹。
如果中途被警察或者特务拦截检查，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处置情报。
有许多同志被捕，不是因为工作出了纰漏或是被叛徒出卖，而是因为在街上被突然遭遇设卡拦截，突击检查的特务和警察在他身上发现了情报。
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和警察为了清查共产党，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一招是最常见的。
老郭头上有些冒汗，他没有带枪，一旦被特务和警察抓住，带枪是没有用的，那种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想法，只适合战场，特工的准则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绝对不能暴露。
一旦暴露，这个特工的使命也就到头了，即便侥幸逃过一劫，以后也不能从事潜伏任务了，只能回到办公室做书面工作，甚至必须离开白区。
他手里握着一颗胶囊，如果被突然拦截，而且无路可逃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吞下胶囊，他不怕死，也不怕自己熬不过敌人的酷刑，却怕自己在昏迷中暴露绝密情报。
情报装在一个木盒子里，里面洒满了火柴头上用的磷粉，只要划一根火柴放进去，就会燃烧起来，敌人一时半刻是扑不灭的。
等他们把火扑灭了，得到的只是一堆灰烬。
整个操作过程，每个特工都必须在秘密据点里经过演练，一直到动作娴熟才算通过。
当然，这一套手法对于盛慕仪这样的地下党外围人员并不用掌握，因为他们都已被严格规定，出门时身上不允许携带任何情报。
一旦有人违反规定，组织上将会与他切断往来。
地下工作的各种规定看似不近人情，却都是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